女儿出生后，薇薇体会到母职的艰难，是从自己身体的变化开始：两年内，她的脸上大量长斑，头发大面积变白。
由于女儿频繁夜醒，她几乎没有睡过一个整觉。“失去了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和老公的全部精力都投注在女儿身上。”薇薇对《中国新闻周刊》形容。到孩子两岁半，她的心理和身体都到了临界点。她提出把女儿送托。
薇薇是典型的“80后”新手妈妈。这一代年轻父母普遍晚婚晚育，以双职工家庭为主，双方长辈年龄都较大，带娃力不从心；年轻父母的育儿理念与老一辈人也时常产生冲突。这些原因共同催生了越来越庞大的0—3岁婴幼儿托育市场。
薇薇生活在托育行业发达的华东某市。但实地考察家附近的托育点时，她发现选择很少：距离住所三公里内有三家民办托育机构和一家公办幼儿园托班。“一家民办有家长说老师不好，另一家很快倒闭了，还有一家环境设施很差，只剩下这家公办。”
从外观来看，幼儿园的大楼富丽堂皇，还有户外活动区。但薇薇没想到，女儿去托班一个月就开始生病。薇薇觉得，这既有幼儿园饮食的原因，也与老师对孩子的“管教”方式有关。一个多学期以后，她让女儿从托班退学了。
根据2024年9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情况的报告》，尽管超过三成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有送托需求，但目前全国实际入托率仅为7.86％，托位缺口较大。
报告还指出，2023年全国托位实际使用率仅为46.7％，托育服务质量良莠不齐，不敢托、不放心的现象较为普遍。作为缓解青年生育压力的第一道关卡，托育行业将何去何从？
2025年3月19日，杭州胜利吟潮幼儿园开设的托班。图/视觉中国
“最大的支出是人力成本”
“现在已是平均一个家庭背一个跑路机构了吗？”瑞草在社交平台上愤怒地写下这句话，很快收到近百条评论，都是各种托育机构的爆雷故事，和她的经历几乎一样。
2024年11月，瑞草女儿所在的深圳市展宁托育服务中心一夜之间人去楼空。此前，瑞草对这家机构相对满意：女儿所在的班叫“哈佛班”，3名老师带12个孩子，每周还有外教来教唱歌。从女儿2岁起，她就陆续买了6个月的展宁托班服务，花费1.8万元。
跑路前几天，这家机构的副园长还劝说瑞草续费了三个月服务。“我本来有点犹豫，但副园长和我说，展宁是龙华区的‘示范园’，近期刚收到区卫生健康委的补贴，能给我不少折扣，但名额有限，优先老客户。”瑞草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然而，微信转款几天后，机构就爆雷了。瑞草后来才知道，展宁托育员工当时已被拖欠三个半月工资，该机构股东也在当年10月频繁变更。与更加显性的幼儿园关停相比，托育行业的生存现状尚未引起足够关注。
杭州一家民办托育企业的负责人魏时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针对0—3岁婴幼儿的托育机构与面向3—6岁儿童的幼儿园不同，托育机构可以常年招生，但只有上半年是旺季。进入9月，随着部分孩子升入幼儿园，此时就是考验机构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
巅峰时期，魏时运营着数十家托育机构。由于盈利目标难以达成，目前只剩下几家。“今年9月初开学后，这几家机构的孩子数量都是腰斩，托位使用率连50％都不到。”他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和很多同行交流今年的招生情况，发现不少机构甚至一个新生都没招到。
2019年被称为“托育元年”。当年4月，我国首个针对托育的顶层设计文件颁布。2021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2019—2022年，托育行业迎来爆发式发展。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到2022年，全国托育服务机构总数已达7.57万家，提供托位数362.4万个。但受疫情和出生率下降影响，过度膨胀的托育行业很快遇冷。2023年，很多民办托育机构陆续倒闭，2024年迎来了规模更大的一轮关停。
“市场现状是，约20％的民办托育机构在倒闭边缘，现金流马上要断或已发不出工资，特别是中小型托育机构；约50％处于刚好盈亏持平的勉强生存线上。”“刘sir托育圈”工作室主理人刘忠义介绍，其所在工作室为托育机构提供专业的运营咨询服务。
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托育行业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托育机构关停背后，除了行业盲目扩张后的自然洗牌，地方政府推动普惠托育过程中存在的认知偏差与激进策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托育市场上主要有三类机构：开设托班的幼儿园、纯民办机构和公建民营机构。公建民营，即由政府投资建设，社会力量运营，政府指导定价，也是实现普惠托育的重要模式。刘忠义指出，受限于财政能力，不同地区的“公建”程度差异明显。理想情况下，机构可“拎包入住”，但现实中，多数政府只能提供场地和部分硬装。
“账是算不过来的。”魏时以自己已关停的一家公建民营托育机构为例，街道当年拨款10万元用于场地改造，但“只能用于改造洗手间、墙面刷白等，桌椅、玩具和教育采购等大量前期的建设费用都由企业自行承担”。
此外，按照国家规定，公建民营机构享有生均托位补贴，具体标准由地方自行设定。杭州针对普惠机构规定，乳儿班（0—12个月婴儿）、托小班（1—2岁幼儿）、托大班（2—3岁幼儿）每人每月可分别获得托位补贴800—900元、500—600元、300—400元。
然而，多位托育行业人士指出，托位补贴不到位的情况非常普遍。前述资深托育行业人士透露，孩子每月在园满15天后才能发放补贴，但很多低龄婴幼儿因生病、父母不放心等，每月在园时间难以达到一半，“受这条规定限制，我所在的普惠托育机构，每月只能拿到30％—50％的托位补贴。孩子不在，师资、水电等成本仍在继续累积”。
“乳儿班是收一个亏一个。政府的普惠定价是3000多元/月，一名成熟的育婴师每月的人力成本就要6500元以上。”他强调，“政府认为房租是托育机构最大的运营成本。但实际上，最大的支出是人力成本。我们测算过，普惠托育机构要想达到基本的盈亏平衡线，收费至少应是普惠限价的2倍左右。”
此外，多位托育行业人士反映，近两年，补贴发放的速度越来越慢，多地将补贴发放与机构考核挂钩，以各种名义扣减补贴。
“羊毛出在羊身上。”一位北方地区的民办托育机构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为了控制成本，很多普惠托育机构降低师资选拔标准，从有经验的资深老师，降到专业院校应届毕业生，乃至拥有保育员证的家政人员。“家政人员也不愿意来，因为家政行业月收入至少5000元起步，托育老师每月只有2500—3000元的薪资。”
最终，托育在价格上实现了“普”，但质量上的“惠”却难以保障。
幼儿园“抢学苗”之后
今年9月，拿到最新数据后，魏时傻眼了。他手中的一家公建民营机构，附近1.5公里内，有6个公办幼儿园能提供180个托位，再算上该机构拥有的60个托位，共计240个托位。但在需求端，一共只有235名适龄婴幼儿，其中又只有少部分会真正选择送托。“供给超过了需求。”
这就是“托幼一体化”大潮。2019年发布的首个托育顶层设计文件，就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今年7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联合发文，进一步将“幼儿园托班”明确为“1+N”托育服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定幼儿园在满足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的基础上，可以“稳妥向下”延伸招收能够适应集体生活的2—3岁幼儿。
不过，此前，由于开设托班对师资、场地的要求很高，成本较大，多数幼儿园对办托兴趣不大。但近两年，受人口负增长影响，越来越多的幼儿园瞄准托育，既是为了不浪费闲置空间、增加收入，更重要的目的，是提前为幼儿园小班“抢学苗”。
薇薇的女儿就是“学苗”。如果一切顺利，孩子原本会在公办幼儿园的托班待满两学期后“自动”升到小班。因为不放心女儿，薇薇选择只送托半天，早上9点前送到，11点半接回，但她没想到，每天2小时，让女儿的身心受到不小影响。
首先让她困扰的是饮食。幼儿园统一安排的午饭时间是11点，但她挑食严重，几乎不碰幼儿园的蔬菜，只闷头吃米饭，中午回家后很难“再喂一遍”。“我和幼儿园沟通，能否在饭点前去接孩子，老师说不行，会增加他们的工作量。我希望老师在女儿吃饭时干预一下，老师说，为什么别的小孩吃你女儿不吃。”薇薇回忆。
让薇薇陷入严重焦虑的，还有老师对女儿“不听指令”的指责：喜欢钻到桌子下面自己玩、不和其他小朋友社交。幼儿园甚至怀疑女儿有心理问题，让她去找园所推荐的“专家”咨询。“专家”听后说，“这就是家长太惯孩子，该打就打”。幼儿园的管教下，薇薇渐渐发现，女儿回家后说话声音越来越低，两岁时展现的语言天赋也消失了。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副教授柳倩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托幼一体化带来的最大挑战是“托育幼儿园化”，多数幼儿园会惯性地将3—6岁幼儿的教养模式向下延伸到0—3岁，将托班办成“小小班”。但实际上，这两个年龄段的幼儿处于完全不同的发育阶段。
柳倩解释，0—3岁低龄幼儿的个体之间差异很大，需要老师给予个性化的支持。托班老师应承担起母亲的角色，托育机构提供类似家庭的环境，以连贯的一日生活方式对幼儿照料，“以养为主”。“托育不是让老师去传递或教授什么，要促使孩子自己主动去探索和发展。”大连奥凯托幼中心执行园长邹凯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19年，邹凯旋从新西兰留学归来，专业是0—6岁婴幼儿早期教育。奥凯的一线老师中大多持有PITC证书，她介绍，PITC是美国使用最广泛的婴幼儿教育培训项目，其核心理念是“回应式照顾”：教师通过观察和回应婴幼儿的信号（如哭声、表情、动作等），对其需求做出及时、恰当、持续的理解与回应。
魏时把“回应式照顾”作为选拔托育人才的重要标准。相较学前教育出身的幼师，他更愿意聘请拥有育儿经验的“宝妈”。柳倩也认同这一点，她认为，托育老师要有很强的同理心，热爱和孩子相处，具有温和又坚定的特质，做过母亲的女性通常对小孩的需求有更高的敏感度。
“不过，托育行业不像医美，双眼皮划一刀就能看出变化，自主发展的效果要更长的周期才能显现。多数家长缺乏对教育理念的认知，评判托育机构主要看硬件与环境。”邹凯旋坦言。
多位托育行业人士说，0—3岁婴幼儿对老师专业性的要求比3—6岁的更高，但现实中，由于托班工作负担重，老师不愿意接手。很多幼儿园会将考核排后的老师“发配”去托班，“这些老师年轻，没有育儿经验”。
目前，幼儿园开办托班，需要向所在地的区县教育部门提交申请。多位幼儿园园长表示，园所只要存在空位，审批“很容易通过”，审批门槛以硬件和环境为主，比如托班教室要保持使用的相对独立性，具备良好通风、采光和卫生条件，有足够的生均面积。在师资方面，除师生比外，对老师的资质、是否经过专业培训等则没有具体要求。
师资问题已成为普惠托育建设中的核心痛点。薇薇女儿所在的托班共有20个宝宝，配有主班、副班与生活老师各一名。其中，副班老师是一名30岁左右的年轻女性，未婚，虽然有研究生学历，但对孩子缺乏耐心，在育儿上也没有任何经验。
“有一次我向副班老师反映女儿睡眠很差，她说每天睡7个小时足够了。她不知道，3岁以下的孩子每日睡眠至少在11小时以上。”薇薇说。她和其他宝妈交流，大家的共同心声是：碰到一个好老师太难了。
“不应越普惠，家长的选择越少”
多位托育专家观察到，托幼一体化背后，还有一个绕不开的政策因素：“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2025年实现“每千人口托位数达到4.5个”的目标，因此，越接近2025年，有些地方完成托位目标的压力就越大。部分地方政府意识到，让已大量存在的幼儿园尽快释放托位，是“冲数字”的最快捷径。
“有些省是网格式铺设（托位），有条件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只要幼儿园小班没招满，就必须上托班，还有一些地区为了达到4.5个托位的指标，在附近没有新生儿的老化社区盲目铺设，扰乱了整个托育服务市场。”前述资深托育行业人士说。
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2021—2024年，我国每千人口托位数从2.03个一路攀升至4.08个。目前，距离“十四五”收官就剩不到半年，多位受访专家预计，按当前进展，4.5个托位数目标一定能顺利达成。但各地也要思考：完成指标过程中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业内人士分析，部分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指标来推动普惠性服务，幼儿园从业者已经历过一次。2017年起，国家提出“5080”目标，即到2020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其中公办园占比50％左右。“5080”目标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大量民办幼儿园倒闭，新建的公办幼儿园被闲置，学前教育资源配置与人口结构变动趋势出现明显错配。“托幼一体化后，相当于把原本的资源错配从幼儿园延伸到托育。”前述资深托育行业人士说。
托幼一体化外，另一种快速增加普惠托位的办法是建立大型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2021年发布的《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指南（试行）》，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筑面积宜为3000平方米以上，原则上建设托位规模在150个以内。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统计，截至今年9月，我国已在300多个地级市和人口大县建设托育综合服务中心。
作为服务区域托育行业的枢纽性机构，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集托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等于一身。但一位长期研究托育问题的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类中心往往占地面积很广，耗资巨大，位于城市的新区或郊区地带，对解决城区内托育需求的作用有限。研究还表明，托位规模超过100个，生均运营的边际成本就会骤增，难以有效确保管理质量。
“政府应根据人口分布与真实需求灵活布局，针对不同类型家庭适配多样化的托育服务，而非盲目追求规模。其实，多数家长需要的是‘小而美’的社区托育点。”这位专家说。
南方某省的一位学前教育政策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制定“十四五”千人口托位数目标时，有两点应更充分地考虑：一是人口的变化；二是面对一度狂热的托育市场，应合理估算家长的送托需求。“中国的实际入托率连10％都不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即OECD）国家的平均入托率约有36％。”
刘忠义发现，中国年轻家长的入托意识从去年才开始明显提高。“一些家长怀孕时就在互联网上搜索托育机构，希望及早平衡好育儿与工作。但这些有强烈意识的家长，往往对托育服务的心理预期也很高，实地考察后如果不满意，最终也不会选择送托。”他解释。
在他看来，下一步，政府应强化对托育行业人才的系统化培训，加快公办幼儿园师资的转化。目前，政府主要依托各地的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开展培训，但多位专家指出，政府组织的培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培训碎片化，不具可持续性；二是政府聘请的老师以高校为主，理论性强，缺乏实操与技能的传授。
柳倩指出，我国普惠托育推行的速度太快了，但学术界针对0—3岁婴幼儿发展和教养模式的研究仍相对薄弱。“0—3岁幼儿和3—6岁幼儿的核心区别到底是什么？与幼儿园关注的五大领域（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相比，托育又要关注哪些模块？只有把底层逻辑弄清，培训才能真正做好。”她反复强调。
从托育人才培养的入口端看，目前以高职专科院校为主，2021年3月，教育部在《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中增设“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全国已有约600所院校开设该专业。前述学前教育政策专家透露，与之相对，本科院校仍主要开设面向3—6岁的学前教育专业，“只不过近两年增加了0—3岁相关课程的比重”。
在她看来，这导致托育行业整体的师资力量仍然较弱，与0—3岁婴幼儿对高水平人才的需求形成了结构性错配。刘忠义指出，国内的托育行业正处于逐步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从中长期看，伴随着托幼一体化的全面普及以及幼儿园向更低龄下沉，整个托育市场可能分化成两条道路：一条是极致化的普惠，一条是极致化的高端，处于中间的机构会大量消亡。
魏时认为，再经过3—5年残酷的行业洗牌后，中国的托育市场会渐趋稳定，公办和民办托育机构逐渐形成错位发展，85％以上的服务由公办幼儿园提供，优势是低价和稳定。民办机构中，主体为拥有自我造血能力、走多元化发展路径的公建民营机构。极少数面向精英家庭的民办高端机构也能存活下来。
“民办机构能否将差异化道路走通，也取决于政府的支持。”魏时说。他认为，托育行业未来良性发展的前提，是从价格战转向服务质量的竞争。普惠不等同于低价，政府应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让宝宝用小脚丫投票。
“不应该越普惠，家长的选择反而越少。”魏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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